莎士比亞故居莎士比亞書店外景莎士比亞書店內景
  “現在我的眼和心締結了同盟,
  為的是互相幫忙和互相救濟:
  當眼兒渴望要一見你的尊容,
  或痴情的心快要給嘆氣窒息,
  ……”
  當葛瑞森坐在桌前握著筆寫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第47首向心愛的女人薩拉訴衷腸時,多少《CSI》迷們在屏幕前動容,搜索這首詩歌的英文原文和自發翻譯這兩件事也在自發進行著。又是莎士比亞,400年前寫的詩歌今日依然可以準確表達人間最熾烈的情感。
  “出現”在無數影視劇里的莎士比亞
  《CSI》里昆蟲學專家葛瑞森不僅僅是個科學家,他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在科學之外他精神深處的人文色彩,寫給薩拉的信並非他第一次引用莎士比亞的話語,而《CSI》更不是唯一讓莎士比亞“重生”的影視作品。
  很多人都知道《紙牌屋》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莎士比亞作品的影響,在一次訪談里,該劇演員凱文·斯貝西直接說“關於這部原創劇集和麥克·道波森的書,其精彩之處在於它們立足於莎士比亞的作品。它直接致敬的絕對是《理查德三世》。”事實上,斯貝西本人就曾經在上學期間扮演過理查德三世。而哈姆雷特的經典獨白——“此境乃無人知曉之邦,自古無返者。”如今已經化身為《星際迷航》的副標題“未來之城”。
  至於在電影界,和莎士比亞相關的作品就更多了。1899年,第一部莎士比亞作品已經出現,那是一部只有90秒的默片《約翰王》,此後一百多年的電影史就上演了一百多年莎士比亞的作品,據統計全世界的電影業把莎士比亞的37部戲劇全部進行了改編,總共拍攝了600多部電影。
  上世紀90年代,好萊塢更是掀起一場改編莎士比亞的熱潮,拍攝了許多解構、戲仿甚至是反諷的現代版莎士比亞電影,以現代人的視角去演繹莎士比亞原著的精神。諸如阿爾·帕西諾1996年拍攝的《尋找理查三世》就用半戲劇半記錄的手法,夾敘夾議地拍攝了帕西諾和美國演員排演莎翁劇本《理查三世》的整個過程。而根據同一個戲劇改編的電影《理查三世》則將時間背景由原著中1483-1485年轉換到1930年,以此暗喻第二次世界大戰。由萊昂納多主演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運用了戲仿、拼貼等實驗手法,通過莎士比亞的愛情悲劇,探討當代人生活的實質。莎士比亞的電影也被嫁接到跨文化的語境中,黑澤明曾將《麥克白》和《李爾王》改編成影片《蜘蛛巢城》和《亂》,在戰國時代的日本城池中表現莎翁作品的人文精神。中國也有兩部基於《哈姆雷特》改編的電影,一部是馮小剛的《夜宴》,一部是胡雪樺導演的藏語版的《喜馬拉雅王子》。
  “出現”在作家筆下的莎士比亞
  “一個人總是不知不覺就熟悉莎士比亞了。”在《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簡·奧斯汀借書中人物之口道出莎士比亞在當時的普及性,“他的作品就好像英國憲法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每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瞭解莎士比亞,他筆下的那些著名段落被每個人引用,我們翻開的一半書中都有莎士比亞的句子,我們談論莎士比亞,用他的比喻,按照他的方式描述事物。”《曼斯菲爾德莊園》的故事發生在1811年,莎士比亞死後近200年,而簡·奧斯汀,這位莎翁的老鄉,在書中暗示莎士比亞仍是“我們”的同代人。
  美國學者馬喬里·加伯曾在她的著作《莎士比亞與現代文化》中指出“莎士比亞的永恆性在於他的適時性”,所以雖然莎士比亞生存的古典時代消逝了,但他的作品卻順利地被現代文化接受。
  而就在現在的英國,一個為了紀念後年莎士比亞去世400周年的,重寫莎士比亞出版項目正在進行中。若干在今年頗有名氣的作家們各自領取一本莎翁的作品進行重新寫作。出版商強調“這些新經典一方面將會遵循原作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會給予再創作者充分的自由發揮空間”。
  著名英國女作家珍妮特·溫特森以及普利策獎得主、美國小說家安·泰勒都正在進行這項工作,溫特森一眼相中了莎翁的傳奇劇《冬天的故事》。無論是作為一名讀者,還是一個小說家,故事中被父親認為是私生女而慘遭遺棄的女孩珀迪塔的命運都深深地打動了她,這一定讓她想起了自己的故事。
  “出現”在大眾文化中的莎士比亞
  一定要提及的還有位於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這家書店和溫特森也很有淵源,在人生低潮期溫特森每天就在這家書店蜷縮取暖。誕生於一戰之後的這家書店,曾經聚集了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迷惘的一代”重要作家們。上世紀50年代,書店逐漸成為了巴黎的地標,去巴黎就要去莎士比亞書店,甚至很多人希望得到機會在書店里住上一晚。
  在漫畫與廣告中,莎士比亞的元素也是無所不在。美國DC漫畫公司旗下的《綠箭》系列故事就常被粉絲質疑借鑒於《哈姆雷特》,日本則有專門的莎士比亞漫畫類別,這類漫畫在向韓國和歐美推銷時總是最為搶手。莎士比亞的臺詞也常被巧妙地應用於廣告,殺死了國王的麥克白夫人為了擺脫罪惡感而喊出的“洗掉吧,這該死的污點!”被用於去污劑、痤瘡膏、半導體清潔技術,甚至是遮瑕筆的廣告中。
  實際上,無論是精英文化還是大眾娛樂,莎士比亞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在英語世界中,“莎士比亞”甚至成了一個形容詞,它或者表示偉大的、或者表示不幸的,可以形容那些和莎士比亞完全無關的人與事。莎士比亞和當下生活無縫銜接的又一力證,是在這個重商主義的年代里,莎士比亞的戲劇甚至被用來教授企業高管經商之道,馬喬里·加伯的《莎士比亞與現代文化》寫到最激勵商業領袖的是《亨利五世》,因為其中的主人公同樣是個領袖,讓一個團隊產生凝聚力,並剋服了看起來根本無法剋服的困難。
  如此,莎士比亞成為了一個空洞的符號,在這個解構一切的時代被填充和改寫。如果他能看到450年後發生的一切,他大概不會像我們另一位經常被解讀的文化人物張國榮一樣唱出:“I am what I am”(我就是我),他或許會說出《奧賽羅》伊阿古的那句臺詞:“I am not what I am.”(我不是我)。
  “古老的莎士比亞從未遭到拋棄,如學者張沖所說,莎士比亞成為了各種文化和文學批評武器的試驗場,從而‘和奧斯威辛集中營、殖民主義衰落、民權運動、女權主義、多元文化興起等,成為當代目光的關註點之一。’”
  本版撰文/新京報記者 江楠  (原標題:“I am not what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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